1960年8月31日，援藏干部周述武携带20份绝密文件、3支枪械和一名女翻译，仓促地叛逃至印度。周述武的叛国行为立刻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有力“证据”，在政治舆论场上引起轩然大波。
二十八年后，已是贫困潦倒、生命垂危的周述武把他的第二任妻子张顺娇唤到身旁，语重心长地嘱咐她：“等我死了，务必要把我的骨灰送回故乡京山，完成我一生未了的心愿。”
西藏平叛战事结束后，一批年轻的援藏干部历经艰难险阻，翻越高山，穿过峡谷，终于抵达日喀则，周述武就是其中年仅三十七岁的干部代表。随后，他被分配到江孜县，担任中共县委副书记，开始了在西藏的工作。
周述武出生于湖北省京山县的一个贫苦农家，童年生活艰苦。刘邓大军解放鄂西山区后，作为“贫农团”的骨干成员，他积极投身土改运动，紧接着又化身为坚强的民兵，勇敢配合解放军剿灭国民党残余和地主武装势力。
凭借卓越的表现，周述武被党组织吸收为党员，后来又被提升为乡政府的武装干部。作为一名优秀的基层干部，周述武被选派前往援藏。那时，他孤身一人踏上西藏之路，妻子周德芳和长女周启秀、长子周启祥仍留守湖北老家。
展开剩余80%1960年春节临近，江孜县召开了民主改革工作总结大会。会上，周述武因“说错话”遭遇冷遇，会后被党内给予警告处分，并被停职反省三个月。三个月后，他被调任江孜地区农牧局局长，后来又被派任土改工作队队长。
在此期间，上级为他配备了一位藏族女翻译丹珠。正当周述武情绪低落时，丹珠带来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：经她积极联络和动员，当地一位具有影响力的高层僧侣同意接受民主改革的条件，承诺解放农奴并平分土地。
听闻这一消息，周述武心情大为好转，他几次由丹珠引领进入那位僧侣装饰豪华的寺院经堂。谈话间，周述武接受了僧侣赠送的一块金表。然而，这件事一经公开，立刻引发质疑声浪，有人指责他站错立场，认为土改应依靠贫苦藏民，而非与“反动”僧侣勾结。还有人暗示周述武与丹珠关系暧昧，丧失了党员的应有风范。
不久，周述武接到上级指示，要求他立刻前往地委汇报工作。内心惶恐的他以整理材料为由拖延行动。上级再次催促时，他感到无路可走，仿佛死期将至。此时，丹珠悄声告知，僧侣愿意在他去地委途中帮助他脱身，并协助他远走印度，还转赠了30两黄金以备不时之需。
丹珠继续劝说称，土改工作队副队长和教导员已向她了解了周述武收受金表等“问题”，他随时可能被强行扣留。她还透露自己在印度有富裕亲戚，去那里不会有生活困扰，并愿意陪伴周述武共度余生。
不久，印度、美国和台湾的多家报纸刊登周述武的大幅照片，称他为冲破共产党“铁幕”，奔向“自由世界”的“英雄”。然而，丹珠并未与他结婚，反而骗走了他大部分黄金，此后便音信全无。
1962年3月，西藏平叛取得胜利。同年10月20日，中印自卫反击战爆发，印度在一个月内惨败。随后，印度表示愿与中国维护睦邻友好关系。此时，周述武成为无人问津的“政治弃儿”。
在异国他乡，孤苦无依的周述武生活艰难，没有稳定收入和保障。内心无比渴望回国，回到亲人身边。然而，他必须承担自己当初叛逃的沉重代价。此后，每遇华人，周述武便倍感亲切，甚至无偿帮忙华人商店打工。
凭借华人朋友的帮助，他结交了不少同胞，并在华人社区租了一辆人力车，开始做小规模的馒头、面条批发转卖生意。五六年后，周述武在华人协助下开了家小饭馆。彼时他已近五十岁。
这家小饭馆规模不大，利润微薄，但周述武每天凌晨五点开门，深夜才关门。这个小店成了他的生活依靠，也成为精神寄托。唯有全身心投入饭馆工作，他才能暂时忘却过去的痛苦。
1973年初，51岁的周述武在华人朋友牵线下，与40岁的广东籍华人张顺娇结婚。数年间，张顺娇未能怀孕。后来，在朋友帮助下，他们先后收养了两个被遗弃的孩子：4岁的女孩，取名“周添俊”；2岁的男孩，名为“周添元”。
两个孩子的加入，虽带来欢笑，却也增加了生活负担。张顺娇患有严重肥胖症，几乎无劳动能力，养家重担全落在周述武肩上。两三年后，操劳过度的周述武终告病倒。
之后，夫妻俩将饭馆出租，每月领取1000卢比租金维持一家四口生活。为了支付周述武治疗费用，他们东拼西凑，欠下不少债务。最终，只得卖掉多年的小饭馆，搬到一间偏僻的小屋里。
1986年初，一名回国探亲的华侨来到周述武病榻前，告诉他祖国新政策宽容，对于曾与党为敌者只要改过自新，能够既往不咎。听闻此言，周述武精神为之一振，病情也开始缓慢好转。
当晚，周述武拖着虚弱的身躯给湖北省京山县政府写了一封认罪悔过书，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过错，并表达对家乡和亲人的深切思念。在信的末尾，他请求允许自己回国定居。
周述武的信引起京山县委及上级部门重视。不久，县侨务办公室回信，宣传党和政府“既往不咎，来去自由”的政策，欢迎他回京山定居。接信后，周述武激动不已，随后连续致信家人，重新取得联系。
信中，他得知原配妻子周德芳因突发脑溢血去世，三个子女均已成家立业，生活殷实。喜忧交织，使他的病情骤然恶化。
1988年2月，周述武深知自己时日无多，召来张顺娇，嘱咐道：“我未能生前回国向党和政府认罪，死后请你一定把我的骨灰送回京山，完成我一生所愿。”话音刚落，周述武便离世了。
同年6月14日，在几位华人朋友帮助下，张顺娇携11岁养子周添元，带着周述武骨灰，从印度直飞北京。四天后，他们抵达周述武的故乡京山。
抵达后，张顺娇身无分文，县委、县政府迅速为他们办理转为商品粮户口的手续。对周添元，组织安排其进入镇小学就读，免除学杂费，并每月发放100元生活补助。
八年后，周添元完成学业，已长大成人，并在京山钙塑厂正式就业。张顺娇和周添元对党心怀感激，未曾预料会有这样的结局。周添元在笔记本中写道：
“别人从国外回来，可以投资促进经济发展；我们回来，却成了负担。政府对我们如此照顾，为什么？以前听《世上只有妈妈好》，从未在意。现在才懂得，爸爸一直想回国，是因为他深刻体会到：只有祖国母亲的怀抱最温暖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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